战国时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经过兼并战争，形成齐、楚、燕、韩、赵、魏、秦等七个诸侯国为主并立争霸的局面。由于人口规模的发展和农业精耕细作的发展，农耕经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操作成熟的体系。而就在这个时期，游牧民族则彻底放弃了粗放的农业经济类型，转变为较为纯粹的游牧经济类型。

中原农耕经济与北方游牧经济，在战国时期同时出现了较大的发展。两种经济类型为了自身的发展而向外扩张的时候，在农耕和游牧两种经济的过渡地区，发生了较大的冲突。当农耕民族将军事和经济扩展到农耕与游牧的自然边界以后，由于继续向北发展已经没有了适合农业耕作的自然条件，农耕民族向北拓展利益的行为，便停止在农牧交错地区的北部边沿。

农耕经济可以大规模地向北挤压游牧经济的生存空间，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原的农耕政权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国家政治组织和法令制度。相比之下，游牧部族则处于众多部落相互联系比较松散的政治阶段。正如《孟子·告子下》描述的那样，处于“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的状态。

(资料图)

这个时期的游牧部族，既不具备作为政权所必需的政治组织，也没有可以凝聚各部落的统一文化。《史记·秦本纪》中秦穆公所言，也是讲戎狄没有一定的文化和法度的支撑，他说 ：“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左传·昭公四年》（前 538）记载 ：“冀之北土，马之所生，无兴国焉。”

甘肃临洮古树湾战国秦长城 / 董旭明摄影

春秋战国是农业农耕文明具有很强扩张性的时期，其主要特征是外向型地向四周发展。因为随着农业的快速发展，农业耕种由过去的轮种，发展成为一年一季，有的地区甚至已经出现了一年两季的耕作方式。这样，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诸侯国中心区域的人口越来越多。强大的诸侯国要由中心向四周拓展，使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的边界线向外延展。农耕地区不断向四周拓展的同时，农业文明也不断发展。

先进的农耕经济吸引了四周较为原始、以半耕半牧或以放牧为主的一些部落学习农耕技术，使得整个农耕经济在春秋战国呈现发展势头很猛的拓展阶段。只有农耕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到达农耕与游牧自然分界线之后，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矛盾才凸显出来。继续向北发展，受气候和降水等因素影响，已经不适合农耕经济类型的生存。此后，农耕经济逐渐稳固下来，农耕政权固守农耕地区，在已经拓展的地域采取相对保守的态度。

游牧民族受到农耕民族强大挤压之后，在长城之外眺望长城之后，也逐渐地统一和强大起来。游牧与农耕民族产生了强烈的冲突。在农耕民族内部矛盾激化的时期，游牧民族强大的骑兵就会对农耕地区造成很大的伤害。当农耕政权统一强大的时期，就会用军事手段去征伐游牧政权，而重新占据农耕拓展地区。

在历史交替发展的过程中，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矛盾有时突出，有时弱化。矛盾激烈的时候，就要以大规模的战争手段解决问题。游牧民族冲击得到缓解的时期，则是游牧经济和农耕经济相对平衡的时期。征服与被征服和双方平衡发展的交替变化，成为长城地区的常态。

甘肃临洮古树湾战国秦长城 / 董旭明摄影

战国时期修建的北方长城，保护了农耕政权的扩张成果。从蒙古高原到中亚、西亚，都曾经是游牧民族主要的活动区域。农耕经济发展到游牧经济的活动区域时，自然会受到游牧部族的反抗。燕、赵两国所面对的东胡、匈奴这种典型的游牧民族就是如此，分布在黄土高原或黄河上游许多地区的游牧民族也是如此。

为了应对来自游牧民族的侵扰，疆域与游牧民族接壤的诸侯国，纷纷采取措施保护既得利益，修筑长城便是其中的一种。长城的修建是对全局进行安全控制的举措。其所反映的并非仅是内外双方军事力量的强弱，也不是双方社会的优劣态势。

游牧部族为了应对农耕政权开疆扩土带来的压力，在匈奴的武力征伐之下，最终以游牧社会的政治组织形式获得统一，并很快走向强大。农耕和游牧政治经济的发展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过程，彼此之间又有影响和联系。游牧民族对农耕或半耕半牧地区的威胁，也是促使农耕社会对游牧地区扩张的原因之一。农耕政权对北方游牧地区的扩张，刺激了游牧部族在自身发展道路上的进步。骑马民族的武力不断壮大，发展到全民皆兵的程度，进而彻底转型为游牧社会，与农耕政权的强大军事压力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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