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杨志锦  上海报道“应对气候变化，究竟有哪些重要的举措？实际上还有很多处于研究的过程中，有一定的共识，但是共识程度并不是特别高。有些问题还会争来争去，不见得一下就能形成文字上的共识，更不要说政策上的共识。”央行原行长周小川12月10日在外滩峰会上表示。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他提出了三方面的问题，一是靠什么手段来应对气候变化，从而实现减排和净零排放。他介绍，有的比较倾向于使用国家控制、国家计划的方法，通过一些指标体系，使基层、企业和消费者进行响应。也有一部分人倾向于依靠市场的办法，就是强调激励机制的重要性。还有一部分人，比较强调应该由企业类组织加强自律，所有有分量的企业都应该对实现净零排放做出承诺。

“未来应对气候变化，主要依靠什么样的机制？这还需要讨论清楚。各方面的积极性都可以调动好，总的来说政府计划、市场和企业自律几方面的力量可以相结合，有些也是多多益善，但需要对每一种办法的利弊、可行性及最后落实的可能性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周小川称。

周小川表示，中国从中央计划经济转轨过来，对于计划手段的优缺点有比较深刻的体会。这些指标体系要想符合客观现实也并不是很容易，同时要依靠坚实的数据基础，而实际上数据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不够坚实。另外，政府的做法必须要将总指标进行地方或者行业层层分解，分解之后可能会缺少弹性，没有灵活调整的余地。

对于市场的办法，周小川表示，欧洲过去一直非常重视“cap and trade”，即总量封顶，并对减排量进行交易。但是碳价格有的时候也不稳定，还有一些人认为，有一些碳排放量比较大的公司，会去边边角角的地方购买减排配额，从而减弱了自己减少碳配额的行动，被称为“漂绿”“洗绿”。碳市场这些做法是否会引起“漂绿”“洗绿”也是比较大的担忧。

对于企业承诺，周小川指出，企业就是一种要素组合，适应干某一目标的要素组合，并不一定适合干另外一件事。说得通俗一些，化石能源方面的要素组合，比如煤矿的要素组合，并不见得适用于去做新能源业务，不一定有那方面的技术和人才。

二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关于能源供给和能源安全之间的关系。周小川宝石，未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电力供给、电力行业的转型和电力安全之间的关系。因为将来能源需求很大一部分的体现方式就是电力。而且很多行业未来的减排努力，就是减少石油、化石能源，转向使用电力，并希望未来能够用到的电力都是绿色的、零碳的电力，但这需要转型，需要大量的投资，也需要在技术方面有新的研发。

周小川认为，要大力提高当前太阳能和风能的装机容量。更广义的角度是提高可再生能源的装机容量。提高装机容量的同时，由于新能源间歇式的特点，不得不在某一阶段大力增强后备容量，也就是调峰机组和储能的容量。与此同时，电网的建设、调度能力以及电网在定价机制改革的方面都有非常重的任务。在这方面做出努力，为以后化石能源逐步淡出奠定基础，又不以拉闸限电为代价。“如果经常性还需要拉闸限电，对于整个应对气候变化的路径应该会起到一些负面的冲击和影响。”周小川说道。

三是公正转型。周小川表示，未来全球气候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够顺利实现减排。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大量的资金进行转型，进行设备更新、改造。同时，还需要在科研方面、科学技术方面进行大量的投入。所有这些资金的缺口，大家有各种各样的计算，总的来讲认为缺口非常巨大。在非常巨大缺口的情况下，不是简单的办法就能动员这么大量的基金。

周小川认为，尽管有大量的金融企业做出承诺（不仅是自身是否净零排放，关键是它是否能组织大量的资金用于未来的减排和未来的净零排放），但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应该说绝大多数金融机构都是“金融中介”，它是用其他人的钱，帮助他们投资或者贷款，或者是做其他的金融理财产品。如果没有足够的激励机制，并不是它们自己承诺就可以拿客户的钱做这件事、那件事，对此也要有清醒的认识。

周小川还表示，可以加强研究全球碳市场之间的可控连接，通过可控连接，使得发达国家的金融力量可以通过购买其他市场上的碳配额、碳减排抵免或者碳信用，一部分实现金融的融资转向。另外，欧盟决定实施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对发展中国家含碳的产品征收边境调节税，应该返回到发展中国家碳市场，帮助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进行减排，以及对森林和土地的保护。

本次峰会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联合主办。

关键词： 激励机制 金融机构 发展中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