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 | 虎嗅医疗组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作者 | 陈广晶

头图 | 视觉中国

捐精问题再次引发热议。

就在上周，云南精子库发倡议书招募志愿者冲上热搜。而在云南发倡议书的前后，海南、江西、北京、陕西、山东、湖北等省份的人类精子库都在号召捐精。

跟据各地招募捐精者的倡议书，号召对象主要是在校大学生，每人每次最高可以获得4500元到6000元的补贴。山东还开出为捐赠者免费冻存2份精子，期限10年的条件，需要时免费使用。云南更是要给外地大学生报销路费。

很多网友调侃这到是一个赚零花钱的好方法。很多年轻人表示心动不已，很想去捐精。

不过，捐精也不是想捐就能捐。在多地方案中有各种这样的要求，比如海南省的人类精子库要求捐精者身高要在162cm以上，无大面积纹身或胎记；云南省要求身高165cm以上，无色盲色弱、无乙肝等遗传病、传染病，大专以上学历或在读。

在北京人类精子库的要求中，脱发、重度近视（视力≥600度）也列入了限制条件之列。

这些条件将一部分人卡在了门外，令一些人感叹捐精门槛太高，甚至吐槽有歧视之嫌。

而在另一边，也有很多人认为，这个“门槛”实在太低。“连五官端正的要求都没有，这种精子库不能用。”有网友直言。

在喧嚣背后，供给端合格的捐精者不足，以及需求端优生优育期待越来越高的矛盾很突出。特别是在单身女性生育放开以后，有经济条件的单身女性对捐精对象的身高、学历、相貌等也相应有更高的要求。

从这个角度来看，捐精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发家致富的意义，更有提高生育率的意义。

不过，“重金悬赏”的方式能够解决问题吗？更多人捐精，对提高生育率有帮助吗？

精子库供不应求已延续十年

精子库似乎天然就有争议性、带话题。

1953年，世界上首个运用人类冷冻精液受孕成功的案例诞生，这也开启了辅助生殖的历史。精子库解决了男性不育症患者的生育问题，保住了很多濒临破碎的家庭。

但是，因为捐精与伦理等因素紧密相关，从诞生之初，就饱受争议。

在中国，精子库的建立较晚，发展过程也十分艰难。

1981年中国的第一家人类精子库在湖南长沙成立，到2020年底，也只有27家。同期辅助生殖机构已经有500多家。而且这些精子库告急也几乎是每年都会发生的事情。

早在2013年，河南省就曾发布过类似的招募公告。根据大河报当时的报道，河南省精子库在那一次告急中，就已经开出了5000元的“悬赏”，并且免费为捐精者保存1份样本30年。

此后多年，各地精子库告急的消息也常见诸报端。

而在其背后，全人类男性生育力的持续下降。根据《中华男科学杂志》2021年刊登的一份调查，1984年到2019年的35年间，中国已生育男性精子浓度呈明显下降趋势，且北方下降速度比南方更快。研究者认为，这可能与南北方环境污染程度不同有关。

尽管关于精子浓度的大幅下降是否会严重影响生育功能，仍然存在争议，不过客观上说，中国不孕不育人群占比确实在增长。

2022年，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20年中国不孕不育患者的比例从2.5%到3%，已经增长到了12.5%到15%，到2023年还可能增长到18%。

在不孕不育人群中，40%与男性精子问题有关，总量也可以覆盖到至少2000万个家庭。其中相当比例是必须依靠捐精才能生育的无精子症患者。

据北医三院男科病诊疗中心主任姜辉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该院精子库自从2015年建成以后，每个月的捐精者寥寥无几，一般只有10个左右，等待精子的患者已经排到了1到2年以后。

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然而在捐精这件事，似乎是个例外。首先实际上并不太可能成为致富的手段。除了伦理观念上的障碍之外，整个过程耗时长，至少需要6个月，而且中间需要经过8到10次的捐献和多次检查。

而所谓几千块的补贴，平均到每一次只有100到300元，甚至低至几十元。从近期发布招募公告看，这补助的金额相比10年前，也并没有太大涨幅。部分地区，几乎是纹丝不动。

更糟糕的事，即便是愿意去捐精的人群中，也只有20%左右是合格的。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的医生曾经对上海市人类精子库捐精现状进行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该机构2003年3月至2010年12月间筛查的12858名捐精者中，只有16.2%合格进入了捐精流程。合格的人员中，还有6.9%中途退出了。

最终，少数成功捐精的人，每个人的精子也对应只能供给5名女性受孕所用。

从这个角度说，各地精子库供不应求的问题还是很难解决的。相比金钱刺激，从环保、提高健康观念等方面，提高男性生育力似乎更加有帮助。

捐精有助于提高生育率吗？

近年来，中国生育率持续走低，特别是在今年，首次出现了负增长。因此政策层面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刺激生育的措施。辅助生殖进医保、放开单身女性生育等，都指向了这一点。

全国各地忽然招募捐精志愿者也被认为是整套组合拳的一部分。

从几年前开始，保护单身女性生育权就相关专家学者提了出来。2019年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在两会上提交了一份建议，其中就提到未婚女性如果想独立生育使用辅助生殖技术时，受到卫生部门相关规定限制的问题。建议废除对非婚生育的限制。

虽然这项建议本身有积极意义也并未指向刺激生育，客观上也确实有单身女性因此接受了辅助生殖，有了自己的孩子，不过对于生育率实际增加来说，其作用还是非常有限的。

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中心、北京社会建设研究院教授宋健等人202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看，中国育龄女性生育意愿大幅下降的同时，生育行为则更少。

文中指出，此前，女性的生育意愿已经在大幅下降——从2000年到2011年，中国女性理想中子女数量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的2.13个降到了1.67个。相当一部分人，实际生育的子女数还会更少。

在研究者的调查中，理想中要生育两个子女的占比是83.53%。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现有子女为2个的只有48.11%。

研究者认为，这种差异与经济支持、照料支持、父母的精神支持和配偶精神支持等有很大的关系。

因此宋健教授等在文章中提出建议，政策应该更多从照料支持、经济支持和精神支持等方面加强对家庭的扶持，从而提高女性的生育意愿，并使医院落实到行为上。

他们特别强调，目前中国0到3岁婴幼儿的照料问题，主要还是依靠家庭内部，在夫妻双方都要上班的情况下，祖父母、外祖父是提供照料的主要力量，这也使得父母能否持续照料成为还要不要生孩子的关键。随着祖父母、外祖父年纪越来越大，本身也需要照料，养育孩子的困难就会更大，这最终导致了“想生”而“不敢生”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讲，放宽生育限制，解决“想生”而“不能生”固然重要，提供更多实打实的支持，比如提供照料支持，解决“想生”而“不敢生”，则更加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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