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8月，伊拉克军队攻占科威特首都后，美国强烈要求致力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日本派自卫队参战。

这是日本自卫队走出国门的大好机会。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日本首相紧急赶赴美国，并且向国会提交了允许日本自卫队到海外参与国际维和行动（PKO）的PKO法案，不过这一法案当时并没有通过。

最终日本虽然担下了130亿美元的战争费用，还是被美国批评只出钱不出人，只享受和平却不承担风险。

科威特恢复主权后公布的感谢名单中，也没有日本的名字，令日本人大受打击。

怒火中烧的日本人开始激烈争论如何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却丝毫没有意识到，日本国内的经济繁荣已经到了尽头。

科威特战争爆发的同时，日本国内正对北海道的一居室公寓投机问题展开调查。

因为尽管利率已经提高到6%，股市已经开始下跌，但楼市依然火热，那段时间里投机性购房明显变多了。

东京规模最大的舞厅——朱莉安娜，一直被看做日本泡沫经济的象征。

但是关于这家舞厅，一直有很大的误会。

很多人都以为它的全盛时期，是在20世纪80年代，实际上，东京朱莉安娜正式开始营业，是在1991年5月。

尽管到1991年中，日本股市已经暴跌40%，地价也开始下跌，但东京朱莉安娜开业后的每个周末，都顾客爆满。

日本人依然在泡沫经济的醉意中没有清醒过来。

直到1992年，乐观的看法仍占支配地位。

1992年日本的《经济白皮书》中自信地写道：

“资产价格回落不过导致过度膨胀的未实现收益部分有所损失。”

就是说，虽然房价跌了，但是和之前比还是涨了很多，大家只是赚得少了而已，问题不大。

如今，已经知道泡沫崩溃始末的人，可以轻松说出“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开始破灭”。

但对于身处在泡沫之中的人来说，却有无数种理由可以“合理”解释股市的下跌，说明这不过是再创新高前，暂时性的“回调”。

为什么即便经济已经发出很多信号，当时的日本，却丝毫意识不到泡沫正在崩溃？

关于日本经济泡沫的崩溃，多数人都已经非常熟悉，但大多是在一个非常长的跨度上。

具体到1990年，这个被称为日本经济分水岭的一年，日本发生了什么？

6万点不是梦

1990年，日本股市开市第一天，在一些人“6万点不是梦”的高呼声中，日经平均指数从历史最高点的38958点，下跌到了38705点。

看似不大的跌幅，却预示着暴跌的到来。

到3月23日，日经平均指数已经从近4万点跌到了3万点以下，3个月下跌了约25%。

尽管股市已经开始下跌，但在当时，人们并没有放在心上。

因为看起来，一切现象的发生都有据可依，在预料之内。

针对股价回落的原因，包括不限于以下这些分析：

瑞可利贿赂案加剧了政局动荡、《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的影响、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导致中东局势紧张……

在疯狂降息吹大泡沫之后，1989年日本又开始激进加息。

从1989年5月到1990年8月，日本5次紧锣密鼓的加息，将利率从2.5%上调到了6%。

这看起来像是日本在“主动”刺破经济泡沫，但其实在提高利率时，日本银行关注的重点并不是资产价格。

1989年12月日本加息的文件中提到了国内景气、物价、汇率、海外利率，就是没说股市和楼市。

“这次采取的措施，综合考量了近期国内景气、物价、货币供应量、汇率市场、海外利率的动向等。希望这些举措能确保今后物价稳定，推动以内需为主的持续型发展。”

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油价暴涨，也正是在1990年8月，日本将利率提高到6%，并且明确强调了“预防物价上涨”。

当时的背景和2022年的情况有些相似，爆发战争、油价上涨、美国加息、日元贬值。

1989年开始日本国内物价不断走高，日本提高利率更多是出于汇率和物价的考虑。

也就是说，尽管从结果上来看，是日本政府主动刺破泡沫，但事实上，股市的暴跌并未引起日本政府的警觉。

日本央行前行长白川方明也在回忆录中证实了这一点，当时日本政府的判断是“日本经济还会持续增长”，各界“普遍持乐观态度”。

1991年7月公布的《形势资料》一方面指出当时经济放缓，另一方面又判断“由于企业和家庭相对良好的收入环境，日本经济还会持续保持增长”。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政府、日本银行、民间经济学家、市场参与者，甚至国际组织对日本未来的景气预测还普遍持乐观态度。

整个过程总结下来大概是：

1989年之前，为了帮助美元“有序贬值”、应对“日元贬值萧条”（日元大幅升值导致出口受损）以及扩大内需，日本连续5次降息，并维持了27个月的超低利率，“无意间”导致泡沫快速膨胀。

1989年之后面对日元贬值、物价上涨，日本又连续5次加息，“无意间”猛踩刹车、戳破了泡沫，而且对于最初股市的下跌，根本没当回事。

等日本人真正产生“糟了，经济崩了”这样的想法，还要到3年之后。

1993年日本《经济白皮书》终于承认，泡沫破灭，给实体经济带来了巨大影响。

但那时再想挽救，已经为时已晚。

最后的狂欢

1990年，当日本股市开始下跌时，楼市却依旧火热。

从泡沫初期开始，日本国内就对地价怨声载道，随处可以听到“买不起房”、“只有有地的人才能赚钱”这样的言论。

因此，早在1987年，日本政府就开始接连发布政策抑制地价。

1987年7月，大藏省召集银行首脑，要求约束投机性融资活动；

8月，出台地价监视制度；

10月，实施《紧急土地对策纲要》；

1988年，对2年以内的土地转让征收重税等等。

尽管政策不断，但1990年之前的政策，主要集中在限制交易，结果不但收效甚微，反而导致卖家惜售、市场供给减少、进一步推高房价。

至于对金融机构的房地产贷款限制，一直停留在呼吁层面。

直到1990年3月，大藏省银行局发出“限制土地融资”的通知，明确要求金融机构限制房地产贷款占比。

“向房地产行业的贷款，当前……我们将把这部分的增长率限制在贷款总额的增长率以下。”

有了具体的数值目标后，政策立竿见影。

1990年之前，尽管政府一再呼吁，但银行的房地产贷款占比一路猛增，1990年新政出台之后，贷款占比明显开始下降。

1990年二季度，日本房地产业贷款减少7800亿日元，房地产贷款余额同比增速由1990年3月的15.3%降至1991年3月的0.3%。

新政策虽然立竿见影，但是存在一个很大的漏洞，导致非银行类机构成了漏网之鱼。

实施贷款总量控制之后，日本的银行纷纷将客户推荐给旗下的“住专”（住宅金融专业公司），日本楼市进入最后的狂欢，为一年之后的暴跌，以及1995年之后的住专问题埋下了伏笔。

盛世蝼蚁

一般来说，富裕阶层往往拥有更多的地产、证券等资产，因此房地产和股市暴涨带来的收益，往往会给富裕阶层带来更多的利益。

80年代日本的资产泡沫，也同样具有使富人更富的效应，导致日本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1987年，日本收入最高的家庭（第Ⅴ阶层），拥有294万日元的股票，而低收入家庭（第Ⅰ阶层）拥有的股票，不到富裕阶层的二十分之一。

另外，富裕阶层的住房拥有率，也几乎是低收入阶层的2倍。

从1985年到1986年的资本增值，在收入阶层中的分配情况来看，资本增值大约60%产生于最富裕的第五层级，而低收入的第一层级只占了2%—4%。

富裕阶层通过资产价格的上涨，获取了更多的收益，而低收入群体不但享受不到多少收益，可能就连拥有住房的美梦也被无情打破了。

因为工资的涨幅，远不能与房价上涨的速度相提并论。

东京市中心及东京圈的房价与工薪阶层年收入的比，在1986年之前都没有太大变动，大约在6到8倍。

到1990年，东京市中心房价达到了工薪阶层年收入的18倍，东京圈平均也高达10倍。

当时有人在杂志上发出了这样的质问：

“我们建设了一个哪怕你再努力工作，最终也买不起一个‘家’的日本吗？”

日本国土厅1990年12月《关于土地资产价格差距的问卷调查》显示，50%的租房者和住公司宿舍的人，对于地价高涨回答“非常苦恼”，即便是包含拥有住房人群在内的全体调查对象，回答“非常苦恼”的占比也高达30%，苦恼的原因集中在“购买住宅困难”（72.7%）。

1984年，美国人威廉·大内写了一本书，名为《M型社会：美国团队如何夺回竞争优势》，研究日本崛起的秘诀。

到2006年，日本人大前研一也写了一本名为《M型社会》的书，讨论的内容却是日本社会由中产阶级为主流，转变为富裕和贫穷两个极端。中产阶级逐渐消失，且中产阶级很难成为上层阶级，大多数中产阶层成为低收入群体。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1999年到2009年，日本年薪400万日元以上的中产阶层减少了400多万人，低收入群体增加了400多万人，年收入在2000万日元以上的人仅增加了2.2万，约等于几乎全部消失的中产都成为了低收入群体。

大前研一在书中提到3个自我检测的问题：

第一，房贷给你造成很大的生活压力吗？

第二，你是否不敢结婚、或是不打算生儿育女？

第三，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让你忧心忡忡吗？

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答案为“是”，那意味着你已经身陷这波浪潮中，极有可能正在被淘汰到中低收入阶层而不自知。

金融丑闻

继1989年的瑞可利贿赂案之后，1990年，日本金融圈又接连爆出重大丑闻，不但涉及无序放贷、政治贪腐，甚至包括向黑社会输送资金，进一步将日本普通民众的愤怒推向了顶点。

1990年7月，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前助手——小谷光弘，因操纵股市被揭发，并且牵连出数十名政府高官、银行高管及黑帮成员。

小谷的惯用手法是以内幕消息换取帮助。

比如他在拉升真善美缝纫机公司的股价前，将消息透漏给了自民党要员、环境厅长官以及三井信托的员工，以报答他们帮他搞定150亿日元贷款之恩。

在收购国际航业这家公司时，小谷又向前读卖新闻社长透露内幕消息，以换取银行贷款，另外从住友银行获得了超过200亿日元贷款。

成功收购国际航业后，小谷已是负债累累，因此他又试图操纵藤田旅游公司的股票大赚一笔。

小谷身为真善美公司的董事，要求真善美缝纫机公司借他300亿日元炒股。

真善美的总裁虽然不情愿，但是小谷威胁说已经雇佣了两名职业杀手，并且准备把手里的股票卖给黑帮，真善美的总裁被迫屈服，不但借了他300亿日元，而且还替他承担一笔1870亿日元的债务。

随着小谷案东窗事发，一名政府高官锒铛入狱，两家大银行的总裁被迫辞职。

除了小谷事件，这一时期日本金融丑闻数不胜数，还有被称为日本二战后最大经济犯罪案的“伊藤万事件”。

与住友银行关系密切的上市公司伊藤万，向关西黑社会提供大量资金，包括伊藤万以676亿日元的天价，从韩裔黑社会老板许永中手中购买大量“艺术品”。

结果这些艺术品的鉴定证书是伪造的，价格却是市场价的2到3倍。

最终超过3000亿日元从住友银行通过伊藤万流向黑社会，事件爆发后，住友银行董事长引咎辞职。

泡沫时期的标志性金融丑闻还包括“富士银行非法融资事件”及“尾上缝事件”。

富士银行非法融资事件是指富士银行职员伪造存款证明，获得1500亿日元的非法贷款，并通过包括黑社会组织在内的公司投机房地产。

尾上缝事件是指，一家日式餐厅女老板，竟然总计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27736亿日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89年，尾上缝的个人借款约1.2万亿，相当于大阪市全年的总预算。

到1990年年底，尾上缝的资产约2650亿日元，负债高达7271亿日元，每天的利息负担就高达1.7亿日元。

这一系列事件已然显示出金融机构与黑社会之间的联系，但在当时，竟然只是被当作个案处理。

大藏省简单地认为，伊藤万事件源于住友银行，富士银行非法融资事件源于富士银行，尾上缝事件源自兴业银行，都只是个别人员造成的丑闻。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除了这些影响最大的案件，还有大量的类似案件，没被曝光的金融机构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只不过还藏在水面之下而已。

1.57冲击！

在泡沫最顶峰的时期，日本普通民众的苦恼，反映在了人口出生率上。

1966年是丙午年，由于迷信的关系，很多日本人认为这一年出生的女性克夫，因此1966年出生的人数，比上一年少了约1/4，日本生育率创下战后新低的1.58。

而在泡沫顶峰的1990年，日本发布了基于1989年人口调查的总和生育率：

1.57！

这个数字甚至低于1966年的水平，震惊了整个日本社会，被称为“1.57冲击”。

自此之后，日本生育率持续走低，并在2005年创下了历史最低纪录——1.26。

生育率不断走低的背后，是越来越多的日本人“终生不婚”、晚婚晚育以及不育。

1950年，终生不婚的日本人占比只有1.5%左右，到1990年已经高达5%。而且正是从1990年开始，日本终生不婚率陡然上升。

到2020年，高达28%的男性，18%的女性终生不婚。

至于依然愿意结婚的日本人，初婚年龄也大大推迟。

1950年，日本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3岁，1990年为25.9岁，2020年达到29.4岁。

男性初婚年龄从1950年的25.9岁升至1990年的28.4岁，2020年达到31岁。

晚婚自然而然导致晚育，而且由于养育成本等问题，已婚夫妇生养孩子的意愿也不断走低。

1994年，日本推出了第一版天使计划，密集出台政策应对少子化问题，但形势却一天比一天严峻。

日本人在学习法国经验的时候发现，除了就业和生育等方面的保障不够，可能日本对婚外生子的态度也有问题。

原本日本法律规定，非婚生子女的继承份额是婚生子女的一半。

在2013年9月，日本最高法院裁定在继承份额上对非婚生子女的歧视违宪，同年12月，这一歧视性条款被取消。

除了婚育观，年轻人对于工作的看法也在改变。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日本人就注意到了“新人类”的出现，按照创造了这个词的记者的说法：

“老一代人发现不可能理解他们或与他们交流。”

应聘蓝领职位的年轻人拒绝接受K 工作，即他们认为肮脏（kitanai）、辛苦（kitsui）、危险（kiken）的工作。

应聘白领职位的大学毕业生想要有充足的假期、不用加班、工作不久就有丰厚的薪水，而不必熬资历。

1990年7月关于劳工状况的政府白皮书显示，日本的年轻人对于工资、工作时间、晋升机会和发挥个人才干的机会，不如美国和英国的年轻人满意。

对此有些人认为，这是对大公司强加给人们的加班文化的抗拒，有些人则谴责世风日下，批评年轻人“自私”。

有人预言，反对努力工作的新伦理，最终意味着“社会衰退，丧失了勤劳的品德后，日本将成为一个二流国家”。

奔向老龄化

在少子化问题凸显的同时，日本人的寿命越来越长，1990年，日本男性平均寿命达到76岁，女性达到82岁，日本几乎是在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奔向老龄化。

早在1970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就已经达到了7%，进入老龄化社会，到1990年，已经达到了12%，并且将在1994年达到14%，进入深度老龄社会。

从老龄化社会到深度老龄社会，法国用了115年，美国用了75年，而日本仅用了24年。

老龄化带来的直接问题之一是养老金支出暴涨，1970年，日本养老金支出约为0.9万亿日元，1990年增加到24万亿日元，而日本当年创纪录的税收，也不过60万亿日元。

之后养老金支出进一步增加，2000年增加到41万亿日元，2010年达到53万亿日元，而日本的税收却因经济低迷不断下滑，日本政府不得不借债为生。

同时由于人口向东京等大都市集中的趋势，地方政府逐渐陷入财政困境，中央政府不得不进行税收转移。

老龄化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劳动人口减少，面对养老金支出暴增和劳动人口减少，延迟退休被提上了日程。

早在步入老龄化社会之前，日本政府就有先见之明地颁布了《老人福利法》，规定“应按照老年人的意愿和能力，为其提供从事工作以及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1986年之后，日本的退休年龄逐渐从60岁提高到了70岁，如今已经有企业带头将退休年龄提高到了80岁，同时鼓励老年人65岁之后再领取养老金。

日本2020年老龄化社会白皮书显示，老年人工作热情高涨。

60岁以上的日本人，60%都表示愿意工作到70岁之后，还有20%的人表示愿意工作到不能工作为止。

随着少子老龄化问题日渐严峻，日本学界提出了“补充移民”的概念，即通过放松移民管制，吸引更多外国劳动力进入日本。

1990年，日本的国际移民数量（在留外国人）达到100万人，而且移民结构开始出现明显变化，原本占据主体地位的韩国和朝鲜移民，逐渐被中国移民替代。

不过在高度同质化的日本社会，放开移民管制的想法，并没有得到民间和政府的积极响应。

到2021年末，日本的移民数量约276万人，只占日本总人口数的2%。

相比之下，美英等西方国家移民占总人口的比例都在10%以上。

尾声

1990年，尽管经济泡沫开始破灭、金融丑闻不断、民众对高房价怨声载道、少子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但在当时，这些问题似乎并不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

1990年，日本GDP依然实现了4.8%的高增长。

民众出国旅游的热情前所未有，日本出境游人数首次突破1000万人次。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这段时间，办公室白领女性流行起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即工作一段时间就辞职，拿着离职金和失业补助去国外旅行，玩一段时间后再回国工作。

然而进入90年代后，很多人在国外旅行后回国工作，发现工作越来越难找了，很多人还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可能没有工作呢？

他们还不知道，这样的情况将会成为常态，而且过剩的不只是劳动力，还有设备和债务。

当设备、债务、劳动力处于过剩状态时，即便经济好转，企业的投资也很难增加、雇用情况难以改善。

下一篇我们将会看到，超前消费掉未来数年的需求之后，1991年，日本股市加快了下跌的步伐，土地价格拉开了暴跌的序幕，日本政府的一错再错，最终让经济陷入了通缩魔咒。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