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腾讯财经 祝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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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主题为“新变局 新财富 新动能”的“中国财富论坛”在青岛举行。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出席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

谈及经济复苏，蔡昉明确一个共识：消费是阻碍中国经济顺利复苏的一个关键的堵点和难点。

同时，他指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新常态，把短期遭遇的困难和长期经济发展新常态结合，蔡昉提出几点政策建议：

首先，最需要的就是要刺激居民的消费，把钱发到居民的腰包里面。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有新手段、新对象，我们的刺激对象要从投资转向消费，这样可以更加直接对应我们现实的经济堵点和短板。同时，针对居民的消费去进行刺激，可以产生更大的乘数效应。人们拿到钱，就会去购买新的产品，产品部门又会把钱发到工人手里，形成乘数效应。宏观经济的例子，其实就是刺激消费，而不是刺激投资。

第二，户籍制度可以立竿见影、真金白银地刺激消费。国内外的研究发现，农民工的消费能力被抑制了23%。但他们没有公共服务，没有社会保障，因此有后顾之忧，要存钱，消费意愿被压低。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把目前已经进城的1.8亿农民工消费意愿释放出来，总额度非常粗略的推算大概是在2万亿以上。万亿级的新消费对应的是疫情期间万亿级的超额储蓄、过度储蓄。

第三，要借此机会，切实阻断农村的返贫通路。蔡昉算了一笔账：2020年实现脱贫成功的时候，是按人均一年4000元的标准。当年五等分收入里，最低收入是4681元，意味着这20%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比脱贫标准高出17%。我们应该做到把重点放在最低收入这部分人群中，确保不会返贫。

蔡昉指出，三年疫情前，中国经济已经逐渐转向了以消费需求为主要拉动力的模式上。三年疫情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居民收入受到了伤害，也就负面影响了消费，家庭的预算曲线得不到恢复，所以影响经济复苏。

他首先从家庭预算曲线的趋势方面进行分析：这些年居民收入的增长还是有所受阻，相对应的支出随着收入起起伏伏，因此产生了一定的超额储蓄。

谈及近期火热的“资产负债表”分析的话题，蔡昉认为“用不到这么复杂的概念”。第一，这些概念我们并不熟悉；第二，虽然长期行为中人们可能会用自己的居民资产负债表来进行调整，会改变长期理财行为，但是现实中老百姓家庭预算曲线没那么复杂，说穿了就是收入，这决定了消费还是不消费。

谈及失业率数据，蔡昉称，过去三年中国的城镇失业率，绝大多数几十个月一直处于自然失业率之上，也就是说我们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周期性失业。“失业导致收入减少，使得经济该复苏的时候，会遭遇‘磁滞效应’（或称‘疤痕效应’），让你回不到常规状态。”。

从中国的经验看，我们过去的失业现象看上去应该过去了，但迄今为止，虽然整体上城镇调查失业率有所恢复，但农民工的失业率、青年的失业率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点。“失业不能恢复，就导致我们的收入受损，而且可能还在继续不振。”蔡昉分析，和收入相关的居民消费，随着收入波动变大，也有更大的弹性，这种弹性时间长了就影响到怎么消费，要不要消费。

除此之外，疫情后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常态。这个新常态，可能有没有疫情都会发生，蔡昉总结了三个方面表现：

第一，需求侧新常态，特别是消费成为常态化的制约经济的阻碍。这里提供两个跨国数据揭示的规律：随着人口老龄化，特别是老年人口超过14%以后，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居民消费率）开始有下降趋势。总储蓄超过总投资的比例，这个趋势逐渐上升，这也就是国际宏观经济学界讨论的“长期停滞”。一个最典型的特征：原来是低利率、低通胀率、低增长、高负债率。随着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率的提高，未来他们会形成一个或许更不好的组合：利率也可能回到低点，但是通胀率高企，经济增长率不可能提高，因此这种长期停滞是和老龄化相关的。

“中国不会走一个典型的长期停滞，但是我们会不会出现其中的一些特征？我们通胀率显然是不会有的，现在一点都不担心通货膨胀率，但是低利率有没有可能成为一种常态？当然，高负债率现在已经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了。”蔡昉指出，这是一个新常态。

第二个新常态，从劳动力市场上看，可能未来中国的自然失业率会更高。什么是自然失业率？蔡昉称就是指能够实现充分就业的失业率。因为任何时候都应该有失业，那些和结构性因素、摩擦性因素相关的因素，和经济周期无关，这种自然经济周期下也可以叫做充分就业。

现在学者估算失业率达到5.1%，在这种情况下，目前5月份失业率已经降到5.2%了，也就是说接近自然失业率了，接近于回归常规了。但是青年、农民工失业率仍然高企，意味着有可能未来自然失业率会偏高？可能比如到5.3%、5.4%，这种状态会使得收入受到影响。同时，非正规就业的比重会提高，劳动者的权益和收入增长的可能性，以及社会保障的覆盖水平，都会有所增加。

第三个是居民的微观行为，有可能进入新常态。蔡昉认为未来有可能遭遇几个效应：第一是收入效应，未来可支配收入的潜在增长率，可能会下降的，居民收入增长会比以前预想的要低一个层次。第二是城镇化效应，未来我们会挖掘新型城镇化，农民工的市民化，因此我们要挖掘新市民的消费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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