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洪杰

编辑｜袁满

农信机构（包括农商行、农信社）的改革进入加速期。在过去四天时间，已有3个省的改革方案获批，这涉及到300家左右的农商行和农信社。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8月7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复，同意筹建山西农商联合银行。8月4日，监管批复，同意筹建河南农商联合银行和辽宁农商行。

农信机构在中国是一种特殊的银行，总资产规模在50万亿元左右；法人数量众多，超过2000家；承担部分服务型职能，例如支农支小；经营范围受限，原则上机构不出县（区）、业务不跨县（区）；所受监管对象较多，包括地方政府，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但风险较高，截至2023年一季度，农商行的不良率为3.24%，而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62%。

2023年5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2》显示，截至2022年二季度，高风险的金融机构为366家，其中高风险的农信机构有217家，占比为59%。

“在过去数十年的发展中，小法人机构经历了高速的发展，也积聚了不少风险，但尚未在全国范围内探索出来一条有效路径。不过，加快改革，完善省(自治区)联社治理机制，稳妥化解风险已经形成共识。”一位资深监管人士对《财经》表示。

晋、豫、辽三省改革方案获批

在过去多年内，农商行等农信机构的改革重组“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农信改革不仅仅关乎2000多家中小银行，还涉及到地方政府，以及农村金融体系的变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位监管人士称。

这一局面直到2022年才发生了变化。2022年4月18日，浙江农商联合银行挂牌成立，这标志着新一轮的农信社改革“第一单”正式落地。2023年，农商行、农信社改革更是进入加速期。

8月7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称，同意筹建山西农商联合银行；筹建工作小组应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办理筹建事宜，自批复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筹建工作等。

8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复，同意筹建河南农商联合银行和辽宁农商行；筹建期间接受河南监管局、辽宁监管局的监督指导等。

公开资料显示，山西的农信机构数有：省级机构1个，市级机构11个（3个市联社，8个审计中心），县级机构108个（农信社7个、农商行101个），营业网点3005个；截至2023年3月末，全系统资产总额17090.86亿元。

辽宁农信下辖沈阳、大连2家市级农商行、28家县级农商行、30家县级信用社。截至2021年末，河南农信法人机构为137家（含省联社），营业网点为5080个，从业人数为52378人，资产总额为20939亿元。

农信机构改革的模式较多，之前市场关注的主要是以下四种：联合银行模式、金融控股公司模式、金融服务公司模式和统一法人模式。但目前来看，获得监管批获、各省申报的模式集中在联合银行模式、统一法人模式。

《财经》在2022年12月曾报道，在河南，从省级层面，将省联社改制为省农商联合银行，赋予其对市县法人机构主要是省辖市农商行的股权投资功能，实行有限牌照经营，建立正负面履职清单。

在市级层面，拟对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的郑州市和辖内法人机构数量少、资产规模小的漯河市、三门峡市所辖全部法人机构以市为单位统一法人。对其余的省辖市城区法人机构整合组建市级农商银行。在县级层面，在未实行统一法人的15个省辖市中，保留县域机构法人地位不变，对未改制的县域农信社稳步推进县级农商行组建。（相关报道见《地方金融改革化险：河南农信社转制新途》）

除上述省份，四川、甘肃等地也于2023年提及了农信的改革方案。2023年1月，四川印发的《四川省贯彻〈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规划〉实施方案》显示，深化农信社改革，以转变省农信联社职能为重点，积极申请组建省级农商银行，稳妥推进符合条件的地区组建市级统一法人农商银行。

同样在2023年1月，甘肃则在省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将有序推进高风险机构化险，稳妥推进农信社改革，组建甘肃农商联合银行。

化解金融风险攻坚

农信机构等中小银行一向是金融化解风险的难点。一方面是农信等受经济下行影响较大，而处置风险的渠道较少；另外一方面是这类金融机构的体制机制等原因。

农信机构面临着净利润增速放缓，可持续经营的压力。2023年上半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406.2万亿元，同比增长10.5%；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1.3万亿元，同比仅增长2.6%，增速较上年同期下降4.5个百分点。“农信机构因为市场定位、客户结构以及业务地域分布等因素，资产的净盈利能力弱，风险高于行业平均值。”一位行业资深人士称。

截至发稿前，监管部门尚未公布农商行在2023年上半年的数值。2023年一季度数据显示，农商行实现净利润773.76亿元，同比增长-3.01%；不良率为3.24%，环比上升2BPs；拨备覆盖率为138.39%，远低于行业整体的205.24%等。

“不良资产处置手段单一，中小银行不良贷款处置手段主要有催收、诉讼、核销、批转等方式，批量转让最为常见，现金清收难度较大。”原郑州银行董事长王天宇曾表示。

王天宇还称，司法处置效率较低。司法处置作为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贷款的主要方式，存在立案难、诉讼难和执行难等现象，并存在诉讼周期长、偿债率低等诸多问题，对不良资产最终价值的实现造成了不利影响。

在体制机制等方面，由于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的缺陷，一些区域性中小银行的实际业务操作与初衷相背离，以致累积了较多的风险。“部分银行的内部人控制或者大股东控制较为严重，如何探索有效防范风险的公司治理制度极为重要。”上述监管人士称。

对于农信机构而言，大部分省联社并未随着股份制改革的完成淡出对农商行人事、财务、业务、战略等层面的干预，造成农商行法人治理机制难以发挥作用。

“一是股权关系不能体现资本的投资价值与约束作用，各行社出资成立省联社后不但得不到分红，还要定期上缴管理费用，相当于花钱请了个‘监护人’，与金融市场化改革方向不一致。”人民银行某支行金融研究处课题组称。

课题组还表示，二是制约了农商行经营活力。 从公司治理角度看，农信社改制农商行后，股东具有决定公司经营方针、投资计划、选任董事、监事等相关权责，但省联社从防风险、强管理的角度仍然沿用传统的管理方式，对已改制农商行的经营活动进行各方面管理，农商行董（理）事会、监事会和高管人员的人选和任免还是由省联社直接任命，并非真正由股东推选产生，农商行的经营发展战略等也需要省联社审核批准，这些极大影响和制约了农商银行发展的自主性。

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及了化解风险、改革化险。例如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加快农信社改革，完善省联社治理机制，稳妥化解风险。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称，加快农信改革化险，推动村镇银行结构性重组。

多位行业资深人士对《财经》表示，当下农信机构化险坚持的思路是，理顺管理体制，化解金融风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提升对区域经济的服务能力。当然，这不是一蹴而就，各省提出的改革方案仅是第一步。

(作者为《财经》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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