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圈有两类人比较多：投资人和媒体人，还有一类人比较特殊，他们是券商、投行从业者，分析师、研究员或基金经理，我也将他们归入投资人队伍。

最近刷屏的有两件事：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示、茅台瑞幸联名。

前者刷屏最多的是媒体人，后者主要是投资人，当然双方互有交集。但总体上，投资人更为茅台瑞幸联名事件兴奋，对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修订事项的关心不足够。

【资料图】

从这件事情上看，笔者再一次发现，投资者——不论是个人还是机构从业投资者——对这类社会事件与资本市场的关联性缺乏敏感度。

处罚条例修订这样的大事件，会在多个维度深度影响海内外中国（公司）资本市场，如果最终通过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过去5-6年，我们亲身经历了投资行业——尤其是互联网投资行业——从黄金时代走入白银时代，又从白银时代快进到青铜时代，如今，青铜时代也可能提前终结。

互联网行业是过去20年全球的创新引擎，中国尤其如此。又因为它与上下游制造业、物流流通行业、硬件行业、零售行业千丝万缕的联系，互联网行业黄金时代的终结，实际上是整个投资市场景气度下降的先兆。

但是，大多数投资人似乎从来没有将这些变化与宏观事件关联起来过，以至于事情发生了，资本市场已经有了反应，很多人还在问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然，也不全是这样，有投资人朋友就留言说：“投资人不讨论而已，不代表不关注”。

这也许是一部分事实。但另一个投资者朋友的说法可能更有启发性：

“这个条例，本质上是一次权*界定…我们这边没人关心这个的。要说影响资本市场，比这个更严重的不也早就发生了，这个又算什么呢？但是，从长远来看，就像投资领域一样，如果某个东西是系统的重要一环，即使你不关心它，它迟早也会反过来关心你”。

从黄金时代到青铜时代

2017年前，中国互联网行业本质上享受到了一个特别的待遇：它生在中国，但享受到的是类似美国互联网的政策机遇。

在这样宽松的环境下，20年时间，中国互联网行业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从一个亦步亦趋的小学生变成了创新老师傅，尽管更多只是应用层面。腾讯和阿里的市值一度逼近它们在美国的对标对象Facebook和Amazon，大量新模式诞生于中国而不是美国：比如基于社交通讯的一站式商业模式、基于移动支付的金融理财一体化服务、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共享出行等等。

腾讯、阿里之外，京东、百度、携程、网易、搜狐、微博等等上百家叫得出名声的互联网公司在美国或是香港上市，企业和投资者赚得盆满钵满。

2017年是一个分界线，一些事情发生了，一些事情永远地结束了，比如互联网行业的黄金时代。

2018-2021年7月，中国互联网行业仍然取得了一些可圈可点的成绩。比如美团、字节跳动、拼多多等新一代移动互联网企业崛起，他们中的大多数在2018-2020年上市，整个中概股在多重因素驱动下创造了历史性的高点。

我们称之为中国互联网行业的白银时代，这个时代原本可以持续更久，通常他会在新技术变革下发生蜕变，这种变革有可能是元宇宙，有可能是人工智能奇点来临，也有可能是新的革命性硬件进入我们的生活，当然更可能是多重因素合力影响，而这一切原本应该在2025-2030年发生。

但是2021年7月，随着滴滴上市前后发生的一系列变故，互联网行业的白银时代提前结束，中国互联网进入青铜时代。

我们在彼时对此做过预判，两年过后回头看，这些判断基本上已经是现实。

实际上滴滴事件并不是孤例，在它前后有一系列相关性的事件，比如字节跳动美国上市无疾而终，蚂蚁金服香港和内地上市折戟沉沙，滴滴和后续的满帮、运满满、BOSS直聘们漫长的APP下架等等，滴滴更多只是一个标志。

而今天，我们面临的局面是，青铜时代也可能一去不返。

新法例与旧法例

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版本正在公示阶段，9月1日到30日为收集意见阶段，目前引发最多争议的，是该条例中第34条中的2、3项：

“在公共场所或者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佩戴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上海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标志的；制作、传播、宣扬、散布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上海中华民族感情的物品或者言论的”。

且不说法律是否应该监管人们的日常穿着，单单是执法层面，这类事情的边界如此模糊，很难不让人担心随之而来的执法难题。

实际上值得关注的远不止第34条，比如新法例第19条的2、3项，第100条，第101条。

新法案将如何影响资本市场

我们从新法案的相关调整中，看到了几个方向：

第一是监管扩大化，比如第34条新增的2、3项，将监管扩大到了居民日常穿着、道德偏好等新的领域，第100条将采集生物信息从刑侦案件扩大到了治安处罚领域；

第二是监管变得更加灵活，模糊的边界和选择性执法问题令人担忧，比如第19条的调整，执法人员将具有更大的操作空间，当然这种趋势在其他几条更改中也能看出端倪；

第三是执法决定基层化，比如第101条中，将以前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才能开具的检查证明文件，下放给了“办案部门负责人”这个层级。

所有这些调整，本质上都指向几个问题：

首先，是执法范围扩大化后的执法成本问题。执法成本扩大，必然伴随着财政进一步扩张，经济弱势背景下，扩张的财政趋势将使得经济雪上加霜，更糟糕的是，财政扩张通常伴随着国有经济扩张，因为国有经济份额增加其可以带来更高的税收基础，这将进一步损害就业市场。吊诡的是，就业变糟又可能催生更高的治安管理执法需求，并进一步推高执法成本，如此往复。

其次，是执法标准模糊化问题。考虑到当前房地产不景气，地方债务问题尚未解决，财政压力较大，执法者如何权衡执法和收益的平衡是个问题。

最后，是执法决定基层化后的准确性问题。由于执法决策基层化，效率是提高了，但是随意性、准确性将令人担忧。

而所有这些问题，本质上都指向一个担忧，即无形的手进一步扩张，自由市场的挤压。社会陷入内耗、熵增循环。

资本市场信心如何维持？如何给外资一个稳定的预期？民营企业的投资信心从何而来？

当然，法案仍在公示期，并不是说一定会通过。

不论怎样，我们希望立法者能考虑到公众的心声，也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有一种说法在我们这里广为流传：“剥削来源于资本，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而马斯克说：“剥削来源于权力，而非资本。没有权力撑腰，资本只会讨好顾客和员工，哪敢肆意妄为?”

你不关心它，它迟早有一天反过来关心你，所有的岁月静好，都将土崩瓦解。

我们希望自己的投资面临什么样的环境，我们希望自己未来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下？

这些问题的答案，通常取决于今天我们今天相信什么、如何思考、怎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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